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，植物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从最初的采集与种植，到后来的药用和园艺探索，植物学逐渐成为一门系统化的学科。然而，当我们追溯这门学科的起源时，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：最早的植物学著作究竟是哪一部？

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，或许可以从古代文明中寻找线索。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古埃及人就已开始记录植物的用途，并将其应用于医药和农业领域。然而，这些早期的记载大多以象形文字或壁画的形式存在，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，因此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。

进入公元前五世纪后，希腊学者们开始尝试对自然现象进行理性分析。其中，希波克拉底（Hippocrates）被认为是西方医学之父，他的《本草》（De Materia Medica）虽以药物为主，但其中包含大量关于植物形态特征及药效的描述。尽管如此，《本草》更多地体现了实用主义倾向，而非纯粹的植物学研究。

真正标志着植物学独立成科的是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（Pliny the Elder）所著的《自然史》（Naturalis Historia）。这部巨著涵盖了地质学、生物学等多个领域，其中第三卷至第十九卷专门论述了植物分类与特性。尽管书中部分内容基于传闻和前人的二手资料，但它无疑为后世植物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东方文明中，中国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同样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。该书成书于东汉时期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典籍。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数百种植物的性状、功效及其应用方法，还初步提出了“四气五味”等理论体系，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础。可以说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不仅是中国植物学的开山之作，也是世界植物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综上所述，如果要回答“急需最早的植物学著作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，答案并非单一明确。从时间维度来看，《神农本草经》无疑是更早出现的一部植物学经典；而从学术影响的角度考量，老普林尼的《自然史》则更具代表性。两者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植物学发展的不同路径，共同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。

当然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今天的植物学早已超越了古典时期的范畴，形成了更加严谨和完善的理论体系。然而，回顾这些古老文献，我们仍能感受到先贤们对自然奥秘不懈追求的精神力量。这种精神，正是推动植物学乃至整个科学领域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。